明清江右商研究

口；又据《明实录》记载，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江西在籍户口数分别为156万户、810口，一百年的时间里，户、口分别减少了41%左右。其间虽有元末近二十年的战乱，却也有明初二十多年的生息。从全国统计数字来看，洪武二十四年与至元二十七年基本持平。这就是说，江西户口的大量减少，主要并非天灾人祸，也不是豪门大户的欺隐，而是大量外流，其中包括洪武时的强制性大移民。而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户口统计数也和洪武二十四年基本一致，江西却又减少了22万户、224万口，户均人数也由5.17口减少到4.36口。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从明初到明末，江西在籍人口减少了近千万。

　　但是，明代江西的流失人口并不去田多人少的赣州、南安，而主要是流往外省，特别是湖广、西南及中原等地。对此，成化、弘治之际曾为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的丘濬作了如下论述：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荆湖之人观之，则荆湖之民异于江右；自江右之人观之，则江右之民殊于荆湖；自朝廷而观，无分于荆湖、江右，皆王民也。夫自天地开辟以来，山川限隔，时势变迁，地势有广狭，风气有厚薄，时运有盛衰，故人之生也，不无多寡之异焉。以今日言之，荆湖之地，田多人少，江右之地，田少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江右之人群于荆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并失之也。嘉靖时海瑞也有同样的分析：

　　昔人谓江右有可耕之民而无可耕之地，荆湖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人，盖为荆湖惜其地，为江右惜其民。……今吉、抚、昌、广数府之民，虽亦佃田南、赣，然佃田南、赣者十之一，游食他省者十之九。盖远去则声不相闻，追关势不相及。一佃南、赣之田，南、赣人多强之入南、赣之籍，原籍之追捕不能逃，新附之差徭不可减，一身而三处之役加焉。民之所以乐于舍近不惮就远，有由然矣。

　　他们都认为，江西的流民以经济发达、人多地少的吉安、抚州、南昌、广信等处为多，但流民们去本省人口稀少的南安、赣州二府者仅十之一，十之九游食于他省，特别是湖广。原因是，如果到本省南、赣，当地的里甲将强迫其入籍承担赋役，原籍官府又行追捕，而逃往他省，则没有这些麻烦。

　　由于江西本地商品经济较为活跃，所以流向外省的江西移民中，固然有许多仍然从事农业生产，但也有相当部分在地域性流动过程中发生职业性转移，改而从事工商业。丘濬在指出江西人口向湖广流动的同时，也关注到他们所从事的“生计”方式：其一是置成产业者，名为“税户”；其二是为人耕佃者，名为“承佃户”；其三是贩卖贸易者，名为“营生户”[5]。所谓“营生户”，就是在当地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江西商人和手工业者。而置成产业的“税户”中，也有不少是兼营农业和工商业的。其他地区的江西移民的生计方式也与湖广相似。这些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江西商人，或久居一方，或往来于江西与各地之间，形成了人数众多的江右商巨流。

　　可以说，明代江西商人的兴起，正是江西人口流动的产物，同时也反映了江西人口流动的主要特征。明万历时浙江籍吏部尚书张瀚在游历了全国各地之后对这一社会现象很有感触：

　　(江西)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俭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技艺，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另一位见多识广的浙江籍官员王士性对于明代江西、浙江、福建，特别是江西的社会状况及商人活动，有一段著名的评述：

　　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而其士商工贾，谭天悬河，又人人辩足以济之。又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如堪舆、星相、医卜